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不难想象，当代城市化和全球化发展的诸多因素，都深深根植于古代文明。这也是上海第四届“世界考古论坛”以“城市化与全球化的考古学视野”作为论坛主题的初衷。事实上，中外考古学家近些年持续进行的很多考古项目，都可以作为“城市化”与“全球化”的案例进行分享，客观上也为我们当前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供了古老的“药方”。
在考古学家看来，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化。以最古老的安纳托利亚地区为例，八千年前就有了恰塔霍裕克这样的人类定居点， 有了哥贝克力石阵这样的巨大祭祀遗址。库尔土丘出土的超过两万件的亚述商人的信件显示，各国的商人与国王达成协议，在卡尼什建立了第一个国际贸易中心，国王则用税收建造了宫殿、庙宇和巨大的防御工事墙。出土于宫殿庙宇的陶器表明该遗址与爱琴海有重要联系，珠宝和金银奢侈品更是来源广泛，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到爱琴海的波利奥克尼，也许是国王或上层精英交往圈的礼尚往来。最近新发现的封泥和滚筒印章，被推测也许是卡尼什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国际贸易中心之间存在早期国际贸易制度的证据。那些泥板文书，作为世界上记载古代贸易丰富的历史档案，已于2015年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在中国，公元前第三千纪初期，晋陕高原北端的河套地区率先出现了遗址数量剧增、人口膨胀的显著态势，聚落规模差异加剧，社会结构日趋复杂。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石峁城址当仁不让地成为晋陕高原北端的地缘政治中心。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城外有哨所等城防设施，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结构清晰、形制完备、保存良好。城址初建于4300年前后，沿用至距今3800年前后。
长期从事地中海考古的剑桥大学教授伦福儒认为，早期的城市化有一些独特的预示：比如集中化，即一个中心脱颖而出;非凡的影响力，将遥远社区的成员吸引到一个有中心的网络中;金属生产、农业和建筑等领域的集约化发展;巨大的公共性、纪念性建筑以及强大的仪式等，还有能够成功进行协作，尤其是能够为一些特殊场所建造大型纪念性建筑的社群。刚刚成为世界遗产的中国良渚就符合其中的诸多要素。
先进的城市文明也是印度河文明的最突出特征。古老的哈拉帕，城市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人口超过3万，河水通过引水渠进入城市内，城市有水井和覆盖式下水道。城市中的生活垃圾则集中在指定的存放地点，再由人集中运出城外进行掩埋。因为河流经常改道，水利设施的防洪、蓄水功能都经过了科学设计。西素帕勒格勒赫遗址是印度次大陆为数不多的几个有铭文和文献的古老城市之一，玄奘记述的乌荼国就在其附近。它拥有合理规划城市区，有八条间距相同的道路贯穿在平面呈正方形的城市之中，在它的周围还有一些同样呈正方形但规模较小的城市，表明曾按人口密度和建筑投资来规划城镇规模。他们进口从阿富汗开采出的天青石和从德干高原开采出的玛瑙，经过加工后输出到两河流域。通过与原料产地的合作，印度河文明的城市与周边社会形成了互相依存的和平关系。
而在中国，通过持续的考古发现，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核心，在中原腹地几乎同步形成了一批商文化系统的中小型城邑，呈现出一股“城市化”浪潮。中小型城邑的营造与都城的耦合度很高，兴衰节奏比较一致，并且与都城保持了持续不断的文化互动，从布局规划来看，望京楼商城、垣曲商城和府城商城与都城的规划理念一致度非常高，是都城的简化版和缩小版。而从2016年开始在安阳发掘的辛店遗址，距殷墟遗址核心区约10公里，时代跨度也很长，从洹北商城时期、殷墟时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目前的发掘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遗址范围广大，铸铜作坊、大型建筑遗迹、墓葬等分布密集，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这样一处“居、葬、生产合一”的超大型青铜铸造基地和大型聚落遗址的发现，使我们不得不对“大邑商”的布局重新进行思考，殷墟时期的都城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查科峡谷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来自太平洋的贝壳，中美洲热带地区的大型鹦鹉和可可树，西墨西哥的铜铃，以及数百上千公里外陶工制作的陶器。对大多数查科人而言，这些物品的世界太遥远，很大程度上，查科人只将这些物品用于宗教和仪式。这些不同的物品显示着一个地区在创建政治、经济、仪式时对外来性的整合。全球化展示了贸易和技术如何将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是偏远地区也不例外。
考古学不仅为城市化和全球化提供了历史证据，更为这两个貌似年轻的话题，赋予了长久的时间跨度。怎样将这些智慧传播运用到今天的实践中，是考古人的另一重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