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驰，1991年1月30日生，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博士，固体地球物理专业。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作为中国第32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前往南极中山站科考。
我的25岁生日是在“雪龙号”上度过的。
2016年1月，我被选为中国第32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登上“雪龙号”极地考察船，前往南极中山站进行为期一年的越冬科考任务。
在去南极前，我对南极充满了想象，第一次亲身踏上南极大陆，站在无边无际的冰原上，这种感觉只能用震撼来形容，高大的冰山、绚丽的极光、漫天的星辰，自然的伟力让我不禁心生敬畏。
我在中山站的工作是维护GPS常年跟踪站和验潮站并收集数据，通过分析数据可以研究地表下的物质分布，从而“读”出地球的内部结构。
然而，在壮美景色的背后，是一个极端恶劣的工作环境。在南极，一切原本简单的工作都会变得复杂。零下45度的室外温度、动辄十级以上的大风，让走路都变得困难。我们不得不用绳子互相连接，东倒西歪地向前跋涉，原来十分钟能走的路往往要花上半小时。
在这种环境中，意外和危机无处不在。
在南极，看上去可行走的冰面下会隐藏着冰裂隙，一不留神就有生命危险。有一次，我和一名机械师骑着雪地摩托，为下一次科考进行海冰探路、绘制地图。经过一片冰面的时候，摩托车尾部突然一沉，压塌了一大片海冰，眼看着几乎要掉进裂隙，幸亏机械师经验丰富，一脚油门冲了过去。
断电、踩进裂隙、冰山崩解……危机发生的瞬间我会真真切切地感到害怕、恐惧。然而，这种恐惧也仅仅只有一瞬间，因为在南极工作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了自己的同伴，相信同伴一定能处理好各种情况——就像我相信机械师能骑过冰裂隙，队员们相信我画出的路线是安全的，这种信任弥足珍贵。
南极科考不仅是高危工作，也是高难工作。当时全站只有19个人，要应对从科研到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每个人都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收集数据、完成科研只是最基本的工作。我过去想都不敢想，在南极，我因为仪器故障，学会了修电路板;因为大风吹飞了屋顶，学会了焊钢梁;因为没有运输车，我们靠人力把600公斤的天文望远镜挑上了观测栋……做这一切时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必须这么做”。
出发前，老师常对我们讲述南极科考前辈的“南极精神”：第一次南极科考时，队员们住帐篷，在恶劣的条件下仅用40天就建立起了长城站，被誉为“中国极地测绘之父”的鄂栋臣仅用半个月就完成了站区选址和地形测绘，手绘出了中国第一张南极地图;在第21次南极科考中，队员张胜凯成为人类历史上登上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DomeA的第一人，使中国成为国际上首个从地面进入该点展开科学考察活动的国家……在南极，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是“南极精神”——一种在极端环境下迸发出的使命感。
如今，我已回到国内，继续学业和地球物理方面的科研工作。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再去南极，去发现更多地球的奥秘。南极的科学研究，对人类来说意义重大，每当有新的数据和新的发现，都意味着我们可能离解开地球内部构造和演化过程的谜题又近了一步。
2020年我29岁，一只脚已经踏上了30岁的门槛。成为科学家不是仅凭学习就能实现的，必须尝试突破人类现有的认知，创造“一点点新的东西”，就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向上一点点。
有的时候，我也会感到焦虑、迷茫，对未来有些担忧。但每当看到那套在南极使用过的装备，我就会回想起南极科考的那段时光，回想起自己是如何怀揣着热情，在极端环境中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
幸运的是，即将30岁的我，依旧保持着一种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这是支持我在科研路上走下去的动力。而立之年，我必须跨过理想和现实的鸿沟，明确未来的方向，将小时候停留在云端的幻想变成脚下的路，踏踏实实向前迈进。科研是惊天动地的事情，虽说功成不必在我，但我依然希望，自己是引领突破的那一个。
